摘要：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核心，其旨在强调土地发展权由国家独享[16]。 ...
因此，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有着本质区别。
书中论述了与近代中国宪政发展存有纠葛的宪法、民主、民权、科举、议院、训政、文治和立宪国等九个关键词。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学习基础制造业和西方自然科学的里程。
从表象上看，晚清士人的政制观念正一步步地演进，当时把宪政实践还原到当时的历史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仿行立宪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模式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立宪政体的选择，从深度精神结构上来分析，这种支撑这种选择的依旧是华夷之辨和中体西用的顽固框架。根据此种分析，我们可知变异的发生不同在于前者侧重于客观而后者可能更多归因于主观。两次封闭都出于自我的主动，但开放则是对这种自我的反思和冲破，使得这种开放有着很浓厚的被迫意味。如已经被奉为公理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而西俗不知五伦，自当在文明之外。正是在这种被迫又焦躁的重建自我的过程中，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制度与精神等范畴的二元对立越发显现出种种局促和困窘。
且并不系乎今日之国民，实系乎先民之政教。这是近年关键词研究方法渐兴以来，关于中国宪政问题的第一本较为详细的论作。（3）以宪法为基本出发点完善国家立法规划制度。
树立宪法权威实质上就是树立制度、道路与指导思想的权威，有助于通过宪法凝聚国家意志和社会共识。应当承认，当前我们的社会信任度相对低，共同体内部缺乏一些基本的共识。宪法实施是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基础与过程，宪法实施状况的好坏决定了转型时期能否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发展。以宪法为指引树立制度权威，最重要的是完善各种权力约束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
我国的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有权通过更为有效、直接的途径参与权力运作，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一）宪法权威与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是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即对政治权力正当性的认同。
政治权威通常以政治权力为后盾，以政治权力为最具效能的体现。宪法应当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尊重和遵行。目前中国社会缺失的不是物质，也不是法律，也不是制度，真正缺失的是整个社会缺乏真正的社会共识，没有形成维护、尊重社会共同体价值观的文化，也就是缺乏一种共同的信仰。树立宪法权威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与保证。
预防和降低社会风险，需要以宪法为根本，在宪法的指引下维护稳定、创造和谐。[13]笔者认为，宪法必须体现其现实的规范力，否则宪法就会被束之高阁。宪法自信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综合体现，也是三个自信的统一体，因为在宪法中规定或确认了国家的发展道路、国家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制度。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个人有多大的魅力，无论有多高的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
党的权威需要以宪法权威来体现，这一判断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前者应当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后者需要特别加以注意。
对于社会治理中存在其他一些权威与宪法权威的关系，如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法律权威、制度权威等，应当维护宪法的至上性，其他任何权威都不能超越或代替宪法的权威，并以宪法为依据调整其他权威与宪法权威的关系，并通过宪法治理逐步形成宪法至上的社会共识。二、宪法权威的功能与体现（一）宪法权威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宪法既是国家基本法律秩序的基础，也是公民的基本生活规范，宪法的核心精神就是规范公共权力运行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我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法治国家中，政党属于政治性团体，其执政资格的获得是通过宪法规定的方式实现的，其各项执政行为不得违背宪法的规定，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政治责任，甚至失去执政地位。权力源于宪法，是通过宪法而获得的，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行使的方式等都要寻找宪法上的依据。怎样算建成小康社会？在笔者看来，小康社会应当具备以下基本要素：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生态良好。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是国家核心利益之一，是整个社会共同体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也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整个法律制度存在的基础。（三） 宪法权威的来源宪法的权威性来自于基本的社会共识，具有正当性基础。
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稳定因素与社会缺乏共识、缺乏诚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加分析而人为赋予制度以完全的公定力，则有可能使个人权利受到侵害。
2.以宪法权威补足制度权威基于制度权威的这一不足，通过确立宪法制度的至上权威，能够消除其制度隐患。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其行使权力的根本准则。
然而，魅力型统治的缺陷在于，倘若他长久未能取得成就，尤其是倘若他的领导没有带给被统治者以幸福安康，那么他的魅力型权威的机会就消失。来源：《法学》2013年第5期 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依宪治国 宪法至上 宪法实施 宪法权威 。
宪法思维是执政者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它以合宪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合理地处理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宪法本质上是不同的利益主体进行妥协的产物，反映了利益主体的共同意志。同时，徒宪不足以自行，有宪法而缺少能够有效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是影响宪法权威的重要原因。在价值选择上，宪法的核心命题是自由和技术的完美结合，通过限制公权力，保障基本人权。
（2）本宪法是人民意志的庄严体现，是共和国的最高法。我国现行宪法尽管也存在着一些瑕疵甚至不足，但并不妨碍这部宪法作为根本法发挥最高法的效力。
3.执政党依宪执政的基本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在我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国家各项事业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宪法序言确定的党的宪法地位。
在此意义上，宪法和法律制度就是确认和维续这种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基本制度装置。立法制度的完善并不意味着宪法实施制度的完善，以立法方式实施宪法只是宪法实施的一种方式，不能人为地夸大其功能，以价值引导社会生活只是宪法调整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
为了有效地调整社会变革的内容与过程，需要建立客观上共同遵循的规则，以减少因社会变革可能带来的社会震动与负面影响。作为国家根本法和最高法，宪法应当成为法律权威中的权威，具有至上的地位。执政党落实依宪执政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宪法设定的权力范围、确立的原则行使权力，切实提高运用宪法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推进党的决策活动与决策程序的法治化，切实落实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现行宪法对国家根本法的确认是对宪法权威的规范表述，具有最高法的效力。
有学者曾指出：宪法的效力既是最高的，又是直接的。在法治国家中，基于权威的正当性，抵制权力是合法的，抵制权威则是不合法的[3]。
在实践中，应当坚持一国的宪法主权，坚持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宪制基础的原则，发挥宪法治理在国家核心利益维护中的作用。所谓现行宪法是恶法、要重新制定宪法等主张不符合我国宪法发展的实际需要，也不符合法治国家建设的基本要求。
从一般意义上说，政治权威的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受经济关系决定和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社会缺乏对宪法的认知，那说明社会自身还缺乏基本的价值判断，社会生活仍处于不够稳定的状态。
